我家有祖传下来的百年老屋,是座北朝南的正房。屋顶上培着厚厚的麦草,还有用大墼垒成的厚厚的土墙,本应冬暖夏凉,可岁月沧桑,年久失修,加上耗子盗的那些窟窿到处都是,四下透风。常言道,针鼻大的窟窿牛头大的风,屋里没有取暖设备,那个用麦草做的半截风门子,权当没有。每到冬季,屋地的水缸里总是结着厚厚的冰。低矮的屋子里,黝黑的墙壁,夜晚豆大的煤油灯芯,光线暗淡模糊。我的姐姐就着一个煤油灯,每晚都在串网子花,姐姐的拉线声影响着我的睡眠,一声声催姐姐快睡的声音,使姐姐情不自愿地离开“挣子”。
父亲一辈子善良憨厚,以木匠为生,从不咋呼张扬,且笑话满筐。母亲是一个勤劳、本分而有智慧的农村妇女,两人一辈子没有争吵,就在这个老屋里,养大了他们的七个儿女,日子过得清苦而平淡。
天黑了,连煤油灯都点不起的年代,长长的夜晚,爹股嘚在全家最暖和的灶门口,给孩子们讲着一个个笑话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,“八十的老妈,头戴着大花,脚大脸又丑,走路腰直扭,打上个胭脂,就像个马猴”,把我们笑得前倨后合。娘把我们叫到炕头上,哼唱着祖传下来的一个个民谣:“小板凳,拉梅花,俺娘只有俺自家,买个鸡下蛋吃,买个猴,打跟斗。”“……”唱着唱着不知什么时候,一个个都进入了梦乡。
北屋的西边,配有三间偏房,和北屋一样都是草培屋土打墙,北面两间有一盘石磨,是用来把粮食磨成面粉的重要工具。一年四季和娘用力推磨的身影,一生不忘。最南面一间是茅房,是用来养猪攒粪的地方,一年养成一头猪,赚点钱来养家糊口,作儿将女送、礼尚往来之用。
夜深人静的时候,屋里饥饿了的耗子,从墙洞中钻出来,上窜下跳,寻找着吃的东西。把娘盛衣服的樻子,啃上了三个大洞,娘整天缝补着衣服上的窟窿。我被耗子闹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,爹就在黑暗中摸出他的烟袋,用烟锅子敲打几下炕沿,才有片刻的安宁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,是我不知啥叫愁滋味的时期。过年是我最心盛的时候,刚过腊月二十三小年,我和哥就帮娘屋里屋外打扫卫生。爹用不多的钱买回了鞭炮和年货,我和哥高兴地手舞足蹈。三十那天帮爹正北放上方桌(爹叫它春太桌子),挂上家藏,摆上香案腊台,供上主,做上五样供品,只等下午去墓地请“老头子”回家过年。哥把家房里满满地挂上年画,我换上新窗纸,贴上新窗花。爹天井里撒上秫秸,屋地里撒上豆秸。房门上贴着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的对联,大门和屋门贴什么对联我记不清了,只记得西屋门上贴着“福”字,茅房门上贴着“六畜兴旺”,整个屋里、天井充满着节日喜庆的气氛。
等不到大年初一,我就打扮起来,头上扎着粉红绸子,穿上不合身的花棉袄和大姐给我做的花棉鞋。我端着自己种的瓜子,踏着天井的秫秸和屋地的豆秸,听着脚下的沙沙声和时远时近的鞭炮声,满脸的笑,满脸的美。
除夕一家人围在桌子前,吃着娘不拉风箱、烧着豆秸煮出来的饺子,心满意足。天刚蒙蒙亮,磕头的一拨接一拨,“过年好”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村子,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年,一个有滋有味的年,如今还想那个年味。
我家的大院子,南北长达30多米,东西宽有15米左右,老一辈就用土墙从中间南北隔开,自然形成了南北两院。墙的南面叫南院子,墙的北面就是天井。
天井大门北,一棵多年前栽下的洋槐树,春来发绿芽,初夏开白花,一走进我家门外的胡同,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,飘满大街小巷。树上的鸟儿唧唧喳喳,天井里母鸡咯咯嗒嗒,大红公鸡勾勾勾的叫着,燕子来回飞舞,恋着它住了多年的故乡,这些生灵给这个普通人家的天井,带来了无限生机。忙完了农活的家人,坐在树荫下,呼吸着槐花的香味,顿觉心情舒畅,忘记了浑身的疲劳。夏天的夜晚,娘和我躺在木板上,仰望天空,看着星星眨着亮亮的眼睛。娘拉着我的手告诉我,哪是银河,哪是牛郎,哪是织女,哪是北斗星。在一家人的呵护下,我度过了童年一个个美好的夜晚。
洋槐树翠绿的枝叶搭起的浓密树荫,是爹和三哥做木工活的好地方。爹和哥分别站在高而长的板凳上,弓着腿,弯着背,你推我拉,顺着墨线,不偏不歪用大锯将大树割成木板,在不大的天井里,晒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。
爹在洋槐树下,用木头搭了一个专供夏天做饭用的草棚,垒上了锅灶,老百姓叫它“伏锅子”。娘拾掇上一锅地瓜,或蒸上一锅扒谷,再给爹蒸上一碗放上小茴香和花椒种子的咸菜,坐在灶前,咕嗒咕嗒地拉着风箱。烟筒里冒着袅袅炊烟,疯玩够了的我,饥饿地站在娘的背后,等待着娘快快揭锅。
鸡宿窝下蛋的地方,在天井的东北角,离我睡觉的房间很近。鸡叫三遍那嘹亮的声音,时常把睡意正浓的我惊醒,我不耐烦地对娘说:“到明天快把公鸡卖掉,烦死人了。”娘说:“别价,等明年夏天老母鸡抱上几窝小鸡后,我一定把它卖掉。”我嘴里嘟囔着:“母鸡抱小鸡与公鸡有什么关系?真是的。”娘接着说:“小孩子不懂,快睡。”我生着气,翻了一下身,在不解中睡去。
在一个漆黑的夜晚,黄鼠狼扒开鸡窝来拖鸡了,鸡发出凄凉无助的叫声,在夜空中回荡。爹和娘腾地坐起来,双拳用力地敲打着窗户,直到听不到鸡叫的声音,二老无奈地坐在炕上。我急忙用被蒙上头,心在发抖,身在打颤的样子,记忆犹新。
爹心里明白,那只鸡早已死去。但怕被别人捡去,他点亮了我家那盏马灯,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去找鸡。我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,紧紧拉着爹的衣襟,终于在一个大沟里,找回了被黄鼠狼吃剩下的半只鸡。在那不见油星的年代里,这半只正在下着蛋的老母鸡,竟成了一家人的一顿美餐。这顿饭娘一口也没吃,娘失去了她的“摇钱树”,哗哗的泪水流了很多天。
冰雪消融,春天来了,春风唤醒了沉睡的大地,万物开始复苏。每到这个季节,南院子里留下最多脚印的是我。南院子周围有葡萄架、“关爷脸”杏树、“六月鲜”桃树,“黄金”李子树,在春风春雨的催动下,正在一天天变绿,满树的花骨朵也含苞欲放,不几天,花骨朵们先后绽放了。这几棵果树连在一起,一片粉红雪白,相映成趣,绚烂多彩。那满树的花儿,粉白透亮,引来了蜜蜂蝴蝶这样的“游客”,小鸟也飞来了,站在树梢上自由自在地卖弄自己的歌喉,歌声婉转动听,我站在院子里,嗅着花儿那淡淡的清香,沁人心脾,真叫人心旷神怡。
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的时刻来了,娘找出了上年留下的种子,在南院子的东墙和南墙下,种上了丝瓜、番瓜、红扁豆、白扁豆。在春风春雨里,种子破土而出,不久,繁茂的藤蔓夹杂着绿叶,争先恐后爬上墙头。在扁豆生长的旺盛季节,它那一嘟噜一嘟噜的紫花和白花先后开满院墙,再加上丝瓜和番瓜的黄花,仿佛给整个墙头套上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花环。连同天井和老屋都充满了馥郁和淡雅的清香,给全家带来了美的享受。
麦黄季节,那棵叫关爷脸的杏儿开始成熟,黄黄的脸,红腮头,累累地挂满枝头,味道酸中带甜。紧接着毛绒绒的六月鲜桃子成熟了,站在墙外就能闻到它那甜甜的香味,吃起来面中带甜。秋天,葡萄成熟了,一串串像玛瑙似的吊在架子上,色味俱全,说不馋那是假的。这个南院子,三季有花,两季有果,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在西南角的一棵花椒树下,娘种了一些“姜不辣”和“地翠”,初冬就把它们用铁锨挖出来,腌上一缸咸菜,准备冬春之用。这就是爹和娘,心里装着满满过日子的谱向。
就剩中间空地了,爹其他什么也不种,年年专门种韭菜,爹说种韭菜赚钱快,一月一卖。韭菜年年长势良好,一在于爹施的是有机肥,二是爹利用离家米外的大井,弯腰驼背地用辘轳摇大筲,再经哥的二级提水浇灌而成,来之不易。
春天一到,爹就揭去了冬天给韭菜搭上的暖帐,精心管理,为的是让韭菜早早上市,卖点钱买上粮食,掺上菜度过青黄不接的春天。娘把边边角角长的差一点的韭菜割下来,分给东邻西舍婶子大娘一家一把,少得可怜。当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有钱的韭菜爬虾,没钱的菠菜蛤蜊。”清明这天,娘就用韭菜和蛤蜊做上咸汤,擀上粗饼,用韭菜炒上一盘鸡蛋,又端上自家腌的姜不辣和地翠咸菜。哎哟,这顿饭把一家人香的啊,至今回味无穷,这是一顿终生难忘的家乡美食。
清明节,使我最最高兴的还是爹给吊的那个秋千。爹吊的秋千不是用绳子而是用两根粗粗的铁条,上连秋千梮,下连秋千板。开始记得娘小心翼翼地用手扶着我的手和背,慢慢前后荡来荡去。后来脚够着地了,娘教我自己荡。娘说:“双手紧紧把住铁条,屁股贴在秋千板上,脚向后退几步,然后脚离地,双腿伸直”。我心颤颤抖抖的,在娘的搀扶下荡着荡着,娘偷偷地撒开了双手,我竟能自己荡秋千了。春风里,阳光下,我尽情地荡在秋千上,有时仰起头闭上眼,面带微笑。在一旁的娘问:“孩子,想啥?”我答:“高兴呗,美呗。”秋千上顿时撒满了我和娘的笑声。
有一年清明没过完,本村一个大孩子,一屁股蹲断了铁条,从此,我再也没在自家的天井里打过秋千。渐渐长大了才明白,爹给我吊了十几年的这个小小的秋千上,荡着的不仅是欢乐,而是父母对孩子的那份情和爱,秋千上荡着的是我那美好的童年。
一年年春的耕种,盼来了秋的收获,一家人吃着自家种的水果和蔬菜,真是香在嘴里,美在心里,笑在脸上。那年月,虽然日子贫穷,但爹和娘勤勤恳恳,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,使他们的儿女们在这个老屋里感到了浓浓的父母之爱。娘经常对我们说:“咱庄户人家,别无所求,只求一家人平平安安,大人孩子身体健健康康,心里舒坦就行。”多么简单而普通的话语,在我心里一直装到今天。
爹和娘在这老屋里,一直住到满头白发,步履蹒跚,还是不愿离开这里,后来三哥对老屋进行了维修。在三哥一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下,爹娘过着幸福的晚年,直到去世。
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屋、天井和南院子,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,我对它们有无法割舍的感情。儿时我在这里捉迷藏、过家家,南院子的泥土气息如同久恋的乡愁,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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